在1951年之前，上海的妓院是合法的，巡捕房派人管理，老鸨收钱，人贩子卖人，嫖客付账，税务还抽成，这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意链，不是地下黑产，而是明面上的“花捐”财政，最底层的那些女人大多是苏北闹饥荒逃来的，几块大洋就被拐走，签了卖身契，欠债一辈子，她们得了性病后没药医治，只能用烧红的铁条烫疮口，撒盐和矾粉敷伤口，那时叫“烂人”，这不是骂人的话，是身上真的烂了，皮肉溃开，流脓流血。
1951年11月25号晚上，上海公安采取行动，关闭了七十二家还在营业的妓院，把五百零一名妇女送到通州路四一八号，那里原本是个游民教养所，当时国家刚刚成立，粮食供应紧张，不少工厂停工，抗美援朝前线急需各类物资，青霉素比黄金还贵，一针就要用一两金子来换，治疗一个晚期梅毒病人需要花费三两多金子，但陈毅批准动用战略储备的青霉素，前后七年投入十八万元，全部用于救治这些女性，这不是施舍，而是抢时间挽救生命。
她们进去的头一天，没人叫她们干活，也没人训话，先做了体检，洗了澡，领了新衣服，一个月后开了控诉会，五个老鸨戴着手铐站在台上，五百多个女人轮流站起来讲自己挨过的打、被烙的铁、被迫打掉的孩子，哭声持续了两个小时，民政局长曹漫之站在台下，一句话没说，就那么站着，更关键的是，工作人员把她们在外头流落的孩子一个个接回来，放在所里的托儿所里，这不是做样子，是第一次承认她们是母亲，不是失德妇女。
从1953年起开始分批安排出路，一部分人留在上海进了纺织厂，她们第一次拿到自己挣的工资，有人蹲在地上哭起来，说这是自己挣的第一笔干净钱，到了1955年春天，一列火车往西开，车上坐着九百多个女人，都穿着绿军装，外面敲锣打鼓送行，别人还以为她们是支边青年，其实她们去了新疆，后来官方记录再没提过这事，还有人被分到皖南白茅岭和甘肃农场，到1958年为止，七千人都安置完了，没人再说她们以前的身份，她们成了棉纺女工、农场职工，或是回乡种地的农妇，有个叫“苏北姑娘”的人，退休前说过一句话，她说自己见过浑身没一块好肉的人，在那儿，被人当人看。
通州路四一八号在一九五九年关闭，原址现在建起了商品房，到了二零二零年代，有人去寻访当年的幸存者，大多数人闭口不谈过去的事，但一提到当年负责管理的干部名字，他们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，同期在台湾和香港地区，没有推行过这种系统性的改造行动，大陆的这次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，如今到了二零二六年，有些地方扫黄时还在喊着“净化社会”的口号，抓完人就结束，没有提供医疗帮助、安置措施或工作安排，当年的那套流程，现在好像已经没人记得了。
有人问这些女人后来怎么都不说话，可能不是她们忘记了，是觉得说了也没用，当年救她们的药是用抗美援朝的储备换来的，发给她们的第一件衣服是洗干净了的，孩子接回来那天托儿所门口还摆了糖，这些事太具体也太沉重，讲出来反而像是在指责谁，她们只是想安静地过日子，不再被别人当作“烂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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